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河南日报》 (2024年07月24日 第 06 版)

  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的伟大贡献,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只要我们认真落实中央精神,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杨金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会议明确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发展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世界潮流高度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他说:“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那么,当今世界潮流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潮流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即现代化潮流;二是社会制度发展的层面,即社会主义潮流。这两个层面又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

  所谓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潮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由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其中包括以大机器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城市化、交通运输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世界市场化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比如后来又增加了电气化、信息化等。这些特征就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现代化的共同点。

  所谓社会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潮流,就是人类发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不可克服的弊病,因而力图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现代化的大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潮流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理论的时代,但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曾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人类的一种新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并带动现代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城市等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这样,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的崭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就逐渐形成。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遵循资本的逻辑和自发的逻辑,即一切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且不受社会控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乃至造成残酷的殖民主义和掠夺战争。怎么办?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此提出了不少主张,但均未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研究,终于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用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列宁则创造性地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人类由此可以通过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自觉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探索现代化特别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的伟大贡献,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以往世界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十月革命后,世界现代化潮流逐渐形成两条发展道路,即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也借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苏联模式为典型。它发端于列宁的现代化建设思想,但真正形成比较定型的苏联模式是在1928年之后的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即取消市场、完全靠政府计划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计划经济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从1928年开始苏联实行“五年计划”,经过短短10年多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为打败法西斯并带动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联现代化巨大成就与当时西方经济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大战劣迹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主要是学习苏联模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采用的主要是苏联推进现代化的办法。我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短时期内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我们在短期内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完成了多项大型建设工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然而,随着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即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取消市场等,完全走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一个极端。由此出现了两大新的弊端:一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就是违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规律;二是违背社会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仅仅靠政府计划来推动经济,这在短期内可行,但从长时间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人为的计划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且经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特别是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人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严重限制。例如,农民只能在农村劳动,工人只能在工厂做工,不允许自由流动。这严重违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也成为推进现代城市化、生产集约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性障碍。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共同点,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具有“小康”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现代化,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现代化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正是以此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到了一个的高速稳定发展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更加成熟、全面、规范、定型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和阐述,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系统阐述,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有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治理作用,加强政府的科学的宏观调控,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十分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又汲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成分。其中,充分体现着中国智慧,这就是中道原则。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不走极端,而是不断调整二者关系,从而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经济社会现代化道路。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就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极大推动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由此,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国家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只要我们认真落实中央精神,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都迫切希望自己国家走向现代化。但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走西方现代化老路是行不通的,而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比如,发展中国家只能走和平发展新道路,而不能也不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进行资本积累;也不能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老路,而需要有强大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来推动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而不能像苏联模式那样把经济管得太死,影响人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当然,还要有一套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系,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此促进经济社会现代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六大原则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重大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蔡之兵

  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根本导向,也是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受国际发展环境与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影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与冲击,在接下来的发展历程中,想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并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就必须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六条宝贵经验。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前提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

  改革的特殊性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实践不同,我国正在推进的改革,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我国基于自身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发展实际作出的最优选择,这就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在国际上找到可以模仿和借鉴的发展案例,也不能从过去的发展历史中发现相同的发展片段,所有发展问题的答案、所有改革目标的确定、所有改革路径的探索,都只能依靠我国自身的力量去完成。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始终坚持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历程中的核心地位,始终发挥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领航掌舵的作用,才能确保改革的实践进程高度契合我国的发展实际与发展利益,才能真正顺利实现改革的最终目标。

  改革的长期性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改革是会历经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漫长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类型的发展挑战,能否及时发现并有效应对这些新的发展难题,直接取决于党的全面领导地位与领导能力。过去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必须通过不断地破除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各类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够实现改革进程的实质性推进。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从市场机制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逐渐增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日益完善、再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的提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40多年的过程,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持续破解和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源源不断地释放活力。因此,在未来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方向

  人民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力量。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终不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的阶段性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来不断作出抉择的连续过程。发展阶段的变化,会给这种抉择的正确性带来巨大的挑战:在上一轮改革过程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举措和思路,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下可能不再适用;在上一轮改革过程中不宜被采用的举措与思路,在新一轮改革过程下可能就具备了应用的条件。可见,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改革思路与改革举措并不完全一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找准主要的发展矛盾,因时制宜制定相应的改革举措,是确保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面对这一要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原则,始终将人民所需作为改革的对象,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进下去。

  改革的多元性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是不断破解各类发展难题的过程,破解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改革最终的成效。在具体实践中,受不同指导思想与理论范式的影响,即使面对同一个改革难题,也必然存在无数截然不同的改革思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避免让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选择将改革带入歧途,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尺度、以回应人民群众的集体诉求为标准答案,确保最终改革举措的选择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真正做到“为了人民而改革”。

  坚持守正创新是根本动力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诸多挑战,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在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前提下,通过深化创新去持续破解发展难题,真正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最终的目标提供不竭动力。

  改革的重要性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是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乃至国家发展命运的重大事件,改革的思路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颠覆式的冲击。历史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改革教训也警示我们,在推动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对一些根本性、基础性、方向性的问题保持清醒意识。就当前改革现实而言,想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确保我们能够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的困难性需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不仅需要在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也要求具备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困难的能力。有效破解这些新的难题,很多时候固然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合适的办法和思路,但随着科技水平、社会结构、要素禀赋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问题都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直面的全新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创新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拓展对问题的认识广度和深度,敢于探索与构建新的理论、新的模式与新的方法,才能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根本支撑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的质量。要确保改革的效果,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必然要求。

  改革的探索性需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按图索骥的改革思路,很难成功。实际上,在具体的改革实践过程中,通过个别地区或个别领域的率先探索和积累相关的发展经验,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改革举措。然而,这种由局部地区探索得到的经验,想要成功上升到全局层面从而为其他地区提供有效的借鉴参考,还需要制度建设这一必要环节。换言之,只有将局部地区的经验通过归纳、总结、提炼,找到隐藏在特殊经验性背后的一般规律性并形成全局通用的制度,才能完全发挥试点探索式改革的威力。

  改革的有效性需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9年要完成本次会议提出的改革任务,这就意味着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效果将至关重要。从具体过程看,影响改革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建设的质量无疑是高居首位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支撑,而这三类制度同样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因此,只有不断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持续完善与优化这三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直接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基于法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根本保障。

  改革的稳定性需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从不同主体利益的关系看,改革的过程,往往也是不同主体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过程,且由于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很多时候会引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改革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冲击。面对这一情况,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根本原则,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持续发挥法治的作用,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制度;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和废止,为破解改革难题提供权威依据与约束,确保改革进程的平稳进行。

  改革的攻坚性需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想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效果,就必须持续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而上述逻辑链条的成立,必然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前提。这是因为在现实改革过程中,如果缺乏相关法律的配合与支撑,很多难题是难以被有效解决的。如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如果没有及时出台惩罚力度更大的新环境保护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就难以顺利形成;又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倘若《民营经济促进法》长期缺位,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与市场主体的充分信心恐怕也很难被完全激发。可见,想要通过持续有效破解一系列难题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需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

  坚持系统观念是根本方法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这种显著的全局特征,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改革的整体性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是零敲碎打式的调整、碎片化的修补,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推进这种整体集成式改革,显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既从整体层面把握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确保面面俱到;又要从个体层面掌握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为有效的抓手,做到有的放矢。

  改革的协同性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社会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改革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主要矛盾,及与其相适应的最优发展体制,也会不断出现变化。即使在同一发展阶段,不同领域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与所需要的改革举措也不会完全一致,如何增强不同领域改革举措的协同性与匹配性,是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关键前提。因此,有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在整体层面注重各大领域之间的协同,也需要在个体层面重视各领域内部的政策协同与取向的一致性要求,在个体领域的改革持续推进的前提下,通过各领域改革的高度协同实现“1+1>2”的改革效应,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能够事半功倍。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以全新的改革开放姿态迈向新征程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涉及14个领域,在制度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要求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党坚强的、全面统一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微观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住房、煤油电等公共服务水平;宏观上保障国土安全、财税安全、金融和外贸安全等重大国家利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展现了在当前经济和国际复杂形势下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导向。

  □冯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可以重点概括为五大核心内容:改革与统筹并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速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构建,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支持民营经济和民生领域发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保障国家公共安全;推动科技创新机制改革,释放创新和生产活力。《决定》展现了中国在当前复杂形势下的战略定力和政策调整,体现了对过去政策的巩固与优化,力求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具有前瞻性和深远意义,为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国际地位奠定坚实基础,展现出党中央对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和领导力量。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将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

  改革与统筹并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以改革开放为风向标。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属于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遵循由易入难的逻辑。从1978年至今,改革的任务愈发艰巨繁重,改革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准研判了当前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必须自觉地把改革开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研读《决定》可以发现,党的政策思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革是对当前经济模式的强化和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即全会提出“六个坚持”中的第一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略有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次全会则提出了首要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仔细研读《决定》发现,改革涉及14个领域,可以看出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领域相比,主要的区别在于高质量发展、全面创新、宏观经济治理以及国家安全四个领域。根据《决定》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体制创新将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预期未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优化。本次三中全会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备受关注,财税改革将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地方财权和事权的统一性问题、消费税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成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的厘定也在改革的范围之内。

  加速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构建,发挥党的引领作用

  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围绕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金融人才队伍六大核心要素,努力建设金融强国。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产品的服务、金融基础设施六大体系建设,支持上海和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全球竞争力。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这一目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意味着过去一段时间里以美国金融为模式的金融改革告一段落。

  全面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于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需要重点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持续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的基本制度建设,着力推动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的趋势;开展核心的技术攻关,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板块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完善内部监管,健全风险防范,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同时立法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

  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共同富裕

  《决定》涉及深化民生领域制度改革,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要有重大的制度的突破。民生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弱有所扶、学有所教、老有所养、老有所得、住有所居”。在促进发展民营企业的基础上,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被再次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特别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开展新一轮的并购重组。国有企业要当好产业链的链长,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特别是在卡脖子的领域要发挥好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举国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决定》所体现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深刻的全面性,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诸多政策的巩固、完善、强化和优化,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做好四项工作: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二是持续深化价格改革,尤其是在煤、电、运、油、气、暖、水等上游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价格改革。三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疏通政策堵点,提升市场监管服务的规范化、便利化程度,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制度,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全面推进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好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各区域根据各自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使各区域比较优势和主体功能得到发挥。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带动引领作用,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示范区。推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以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安排,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另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保障国家公共安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强调以开放促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加大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加快完善与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破解制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推进更大范围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特别是针对美西方的贸易战和脱钩断链,鼓励民营企业出海,建立海外工厂和企业,规避贸易制裁。

  健全安全体制发展机制。一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二是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粮食、能源等重要产业链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上。确保国家发展能源资源供应稳定可靠,确保重要产业链、产业供应链不被卡脖子。三是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保障能力,积极稳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应急保障能力,完善金融支持“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吸收更多民营资本参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造、运营和维护。

  推动科技创新机制改革,释放创新和生产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我们要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以及海洋装备等新兴产业,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空海天发展、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强科技创新的广度、力度和深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同时,构建新质生产关系,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牵头作用和地方科技委员会的组织作用,加强统一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共同研究和制定事关科技创新的重大基础课题,研究重大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技、金融创新等管理制度,健全适应科技创新的分类评价和考核体系。深入践行国际科技合作倡议,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以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助推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就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它的实现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而这必须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

  □曾宪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居于关键地位。因此,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也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关键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广泛,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经济建设是其中心,只有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不断进步,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取代要素投入和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凝结各种创新要素、居于最前沿并构成产业制高点的生产力类型。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在微观层面将促进产品与服务技术含量与档次的提升及其生产成本的下降、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促进企业竞争力由依靠低成本竞争力向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核心竞争力转型;在产业层面将优化产业关系结构,促进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在宏观层次将体现为在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模式不是整齐划一的,既有西方式现代化,也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沿袭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串联式”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属于“并联式”现代化。一方面,通过加速技术创新特别是关键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在传统产业领域实现技术追赶乃至反超;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以颠覆性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积极占领产业制高点,并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这两者的实质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独特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系密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无论发展特征,还是追求的目标,都与西方式现代化具有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比西方式现代化更加密切。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发展过程中就高度重视绿色发展问题。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我们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保证较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当前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的三大战略性任务

  当前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解决三大战略性任务:

  一是科技全链条创新效率提升问题。随着产业的成熟与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特别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的前沿技术创新,其研发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链条前端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环节,只有提升科技创新全链条水平,才能实现技术创新水平质的突破。这是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从实践看,受制于科技创新前端链条基础研究活动游离性高、产学研合作部分体制障碍尚未完全消除造成合作效率低下等因素,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复杂程度高的科技创新效率较低。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端环节集中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其内部的管理激励制度倾向于重视论文产出数量、研究项目立项等,而对研究成果的后期转化重视不够。在当前科研体制框架下,基础研究前端环节与应用研究后端一系列环节的对接不畅,进而导致科研成果脱离实际倾向突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扭转。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全链条效率提升的另外一个突出制约因素便是部分企业在合作中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习惯于以客户的身份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提出相应的要求,更愿意以委托研发的形式参与合作。这导致的结果便是造成部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固化,无法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影响到技术创新整体效率提升。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链条上各自研发效率提升基础上实现有机协作,达到整个创新链条效率最大化。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与零部件的制约问题。当前时期,制约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面临关键核心技术与零部件制约问题。尽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迅速增加,科技实力快速提升,许多技术领域已经由“跟跑”转变为“并跑”甚至“领跑”。但是,目前部分领域依然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观的问题。受到美国对我国技术禁运的影响,芯片等数字经济关键核心零部件外部供应渠道受阻,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健康发展造成阻碍。同时,考虑到芯片的研发与制造涉及一系列尖端的技术创新与精密制造环节,要在短期内依赖自身力量实现全面突破,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有效、高效的措施,尽快解决关键技术与零部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限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是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皇冠上的明珠”,其自身发展水平及赋能传统产业的能力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但是,部分新兴产业以及所有未来产业具有产业发展程度与技术成熟度不足的特征,从而使其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突出。由于许多未来产业以尖端技术为基础,无论技术研发,还是产业相关的各项投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在产业与技术均未成熟时对其发展进行提前谋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则失败风险较大,潜在损失数额也非常大。这样,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就特别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政策鼓励扶持与其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自然发展的关系。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有效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解决阻碍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各项因素,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我们应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采取广泛措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能力与水平。以建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目标,不断完善当前科技创新体制,特别是对高校、科研机构等处于科技创新前端链条的组织的相关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提升科研人员工作自主性和积极性。首先,要根据提升研发质量的要求,积极改革当前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奖惩机制、财务报销制度以及科研成果的利益分配制度,保证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避免不合理制度对其精力造成的分散效应。其次,清理当前阻碍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障碍,建立高效、无缝衔接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最后,要加速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的关键举措。作为兼具有计划组织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研发项目组织方式,它的成功有赖于复杂的因素,因此当前应该在事前规划准备与勇敢尝试之间做好平衡,加速其具体机制的探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

  第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与能力。完善的企业制度,是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完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强化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责任,发挥国有企业规模大、融资能力强、风险承受力大的优点,加大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应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企业各项体制机制,特别是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建立并不断完善自身的科研体系及相关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企业科技创新水平。

  第三,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政策向功能型政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环境、完善市场经济相关体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

  第四,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各种创新人才的有力协作,但是整体来看,我国在各类创新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如现有的教育体系注重知识灌输,对于科学探索所需要的各项精神培育则十分不利。因此,应该加快各级学校围绕强化学生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短期内则需要加强对各类人才特别是当前紧缺的科技人才、企业家人才的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关起国门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去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反,我们要积极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加强国际信息、技术和资源交流,积极利用国外的各项资源,使其为我所用,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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